作为毛遂自荐的“敲门砖”，这里先谈谈『为什么当时那个处在被国民党统治区包围中的“解放区”，会出现那样的好气象？』。其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毛泽东领导的边区政府，根据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贪污腐败盛行，黄赌毒黑道猖獗，百姓怨声载道的社会现实，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靠得到当地民众支持的铁腕手段，暂时杜绝了自己那里的贪腐现象。结果“事半功倍”，不用费很大力气，就明显拉大了这两个地区的观感“对比度”（而不是社会整体品质的“绝对平均值”），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好感和支持。靠“民心向背”产生出来的力量，迫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吞下自己造成的苦果，兵败如山倒地退到台湾。虽然台湾后来经过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两代“痛定思痛”后的励精图治，在经济上又让台湾得以“咸鱼翻身”，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又风光了一把。可惜因为那个党和政权，长期形成的贪污腐败积习和弊端，并没有得到“根治”。所以几十年后再次“旧病重发”，让以烂仔陈水扁为代表的台湾民进党造反派“如法炮制”，仅以几句“清廉”的口号，就拉大了和国民党“黑金政治”的对比度反差，在李登辉“内神通外鬼”的运作下，轻而易举地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到政权。只是因为如“狗改不了吃屎的习惯”一样的陈水扁家族，也改不了贪婪的天性，一朝权在手，便将污来贪。主动制造出黑到无以复加的“对比度”。让以清廉“不粘锅”出名的马英九，和因在野而变得比较“不黑”的国民党，得以再次靠“对比度反差”争取到民心，拿回政权。由此可以总结出一条不二的“政治法门”，那就是『永远要创造和保持一个让对手和自己形成可以“忆苦思甜”的对比度反差氛围条件』。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就是这么做的，也“理所当然”地取得了成功。但是却在以后的“大跃进”和“文革”中，给反对者和民众制造了从反向“忆甜思苦”的条件。同样“理所当然”地彻底失败了。

第二个原因，是毛泽东和共产党，利用当时中国社会正在追捧那个盛行、却并不科学、更不正确的西方所谓“民主”概念和马列主义思潮（笔者此前已经有多篇文字予以批评、质疑）。抢占到时代的“理论制高点”，暂时取得了阶段性“以理服人”的条件，更不知其所以然地，利用了『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已经初步具备了可以约束或限制天性的“人性”。愿意为了国家或民族的整体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的文化优越性，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无意中进入了最高层次的“集体分工合作”境界，创造出令全世界“高等动物”们不可思议、甚至目瞪口呆的历史辉煌。只是因为这种“以理服人”的客观条件，并没有得到一个真正科学、正确、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理论平台的支持，就像“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一样，是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的。而毛主席自己在后期，就是因为始终没有找到或掌握这样的理论，终于失去了继续坚持“以理服人”的条件，最后被迫不得不回到靠“阶级斗争”来“以力服人”的封建专制、独裁老路上，必然地以失败告终。更让后来的继承者“无以为继”，只好“不争论”地、“摸着石头过河”了！

由此可见『一项政策、一个行动，如果想要保证预期的成功结果，不出现事与愿违的意外。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能够先“以理服己”、再“以理服人”的理论在背后支持，才能保证自己和所有行动参与者，没有精神上“难以自圆其说”的后顾之忧，才能理直气壮地勇往直前，不怕牺牲地去争取胜利。』这难道不正是毛泽东和他的革命团队，当年能够从艰难困苦、危机四伏的环境包围中脱颖而出，最后取得政权的原因吗？而我们今天遇到的种种困难和尴尬（包括以图片覆盖或禁播真实的敏感新闻、屏蔽言论等，不敢苟同、却可以理解的行为），又无一不是由于拿不出可以“以理服人”的说辞，所导致的结果。而且这样的结论，更完全适用于认识或解释当前国际社会出现的一切不和谐问题。

所以，《新理论》把支持薄熙来的“打黑除恶行动”，当成是对《新理论》的实践检验和能力考核。而且为了证明其实力，将一如既往地，愿意无条件地，先回答薄熙来书记或他的助手班子提出来的三个问题，供他们对《新理论》进行考量和评估。并愿意以“文责后果自负”的公开博客（可以挂靠在当地政府网站上）或私密的网路通讯方式，继续保持联系，从“以理服人”的理论角度，对过程中出现的具体现象或问题的本质，提供解惑释疑的理论支持或原则参考。

当然，如果薄熙来书记和他的团队，出于某种顾虑而不愿意接受《新理论》的支持，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笔者并无它求，不必担心会用“热脸去贴冷屁股”骚扰。笔者只不过是要在自己这块“（活动）试金石”上，再留下一个曾经和他们擦边而过的“痕迹”，为《新理论》多收集一个将来可以用来“以理服人”的真实“实践记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