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有一个成语，曰“后生可畏”。意思就是说『年轻人的潜力一旦爆发，是可怕的，不可低估』
其实这句话已经被中国近代史中，从“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开始，以及后来发生的三次重大事件所证实。一次是1919年，以北京大学生为主的青年学子，因反对汉奸卖国政府想要接受丧权辱国的“（中日秘密签订）二十一条”、以及在不平等的巴黎和会上签字，所发起的“五四运动”；另一次就是抗战胜利、国共内战开始后，同样以青年学生为主，在全国各地发起的“反饥饿、要民主”运动；而且两次运动都促成了“旧政府倒台，新政权建立”的历史性结果。以至于长期以来，他们不仅成为一切政治力量都要讨好、拉拢的对象，连毛泽东都说出过『你们（年青人）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你们的』这样的话。终于让他们“膨胀”到忘乎所以，以为自己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太子（储君）”，最后被毛利用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了第三次重大事件的发生。这次少不更事的他们，不但喊出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的豪言壮语，更闯下『物质上“破四旧（珍贵文物）”、肉体上消灭一切甚至包括他们父母在内的“牛鬼蛇神（官员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之类、“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大祸。如“败家子”般，把将来本应属于自己的“天下”，搞得差点倾家荡产，而被毛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有感于此，让亲身经历、直接主动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甚至当过一方大头目、却得以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的笔者，不仅以过来人的身份，写过一篇题名为“文革启示”的总结性文字。更在十年前发表过“要把五四当作教训来纪念”的意见。可惜虽有跟任何能言善辩、文过饰非者“过招”的实力，却不具备“左右”他们的能量，只能留给历史在重犯“第二次同样错误”时（比如即将面临的时代），作为立此存照了。
有一个极其矛盾的现实：那就是中国文化一向被自尊心和虚荣心都很强、却说不出个所以然的国人吹捧，也的确被世人因“莫名其妙”、而糊里糊涂地公认为“博大精深”。让那些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游刃有余”的所谓“理工科思维”，在其面前失去了“缚鸡之力”，只能靠狡辩或诡辩的逻辑手段，用“文字游戏”在大众皇帝面前哗众取宠骗“点击率”了。而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在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时，总给人有“底气不足”的感觉（否则为什么屡屡要提跟光明正大绝对背道而驰的、诈术般的“韬光养晦”呢）。以至于历来的精英读书人中，总是会出现诸如鲁迅、胡适之流及一众“接班愤青”等，只知道否定中国文化，一味鼓吹“接轨或全盘西化”的激进帮。让他们跟另一帮主张抱残守缺地、来重振国学的保守派读书人之间，不断会演出一幕幕“把孔子搬出搬进（如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那齣）”的，典型“令亲者痛仇者快”的窝里斗闹剧。不能不令人摇头叹息、徒乎无奈。更让那些有条件的富人或官员，要乘乱纷纷拿着外国护照和不择手段得来的财富，带着一家老小“乘桴浮于海（移民）”去了。中国怎么会面临如此的尴尬或不堪呢？
在科学的《新理论》看来，这完全是因为中国文化就其相对于任何其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都无所不包的丰富内涵而言，绝对有资格“唯我独尊”地来接受“博大精深”的美誉。正因为如此的博大精深，所以从客观实际出发，作为任何一个个体中国人，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盘掌握中国文化。否则一味追求“皓首穷经”的结果，一定会变成“才高八斗-陈芝麻、学富五车-烂谷子”般迂腐的“书呆子”。除了在权力面前高呼万岁，替其抬轿子、吹喇叭或文过饰非外，就只有打“文字官司”的本事了。所以才有了科学《方法论》层次上的“不求甚解”之说。也就是一般人除了要掌握必要的社会和家庭伦理、道德，和生活、还有保健常识、以及某种专业谋生能力外，其它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兴趣偏好或从事的专业需要，以“不求甚解”的方式来博闻广记，让人类大脑的有限记忆容量，可以无限地扩展、发挥。这本来就是作为先进“压缩文化”的长处和科学之所在。
不幸的是，后来包括精英读书人在内的中国人，不仅不能学习西方人对自然科学的那种“追根寻底或格物致知”的精神，以科学的态度来认识自己的文化，发现其“被压缩”的本质，并找到解压缩的规律。从而建立起一个可以认识或解释人类自己和自己社会的一切问题、现象，可以“以理服人”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理论。结果却反而以“不求甚解”的肤浅而不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不求甚解”，把它当成是运用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工具，在政治或形势需要时，断章取义地拿出来应付一下，甚至更无能到面对（可畏的）“后生”时，经常要辅以“以力服人”的肉体暴力手段（比如“五四”或“四五”“六四”等事件，来使“文明蒙羞”。以至于久而久之下来，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而又极具中国特色的“标语口号式教条主义”。到了交通和资讯现代化的今天，更受建立在“进化论”和丛林法则基础上的西方“兽文化”，违背物理学原理中重要的“平衡原则”、一味片面发展物质文明的影响和蛊惑，不仅完全失去了自我完善和与时俱进的文化活力。反而在天性的层面上，跟高等动物产生了“精神共鸣”，以自己先进文化加工后获得的智慧和能力，取得了令高等动物望尘莫及的经济或物质成就。并又一次带头根据堕落的“自由落体运动”原理，使人类在向文明之路前进的途中，不知不觉中蓦然发现『自己原来只不过是在被物质文明不断垫高的路基上，竟然又跑步回到了当初出发的“（代表原始野蛮的）原点”』这只要看看当代后生们的表现就知道了。
我们不是经常抱怨中国年轻人没有“创造力”或“创造性思维”吗？这是不对的，起码也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他们的“创造力”或“创造性思维”，其实是被急功近利的政客以及佞臣般媒体，在吹捧中所误导，引向了一个绝对错误的方向，在精神思想方面，过早地停止了成长发育，患上了长不大的“幼稚病”。比如不少女生就算已经上了大学，甚至参加工作后，还经常可以发现在背包上，挂有小奶瓶、奶嘴或卡通玩偶之类的坠饰，从心理上反映出对“婴儿时代”的恋恋不舍。以及早恋和高离婚率的事实，都是不成熟的表现。
不过最有典型代表性症状的，就是在“太监、佞臣”般媒体，出于商业或政治利益考量的蛊惑、怂恿下，现代年轻人在语言文字方面的行为表现了。因为作为“文明”不可或缺的武器或工具，他们不是想努力学习和熟练并准确掌握当今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最有效的，中国语言文字的应用技巧或表达能力，却反而在一个绝对错误、最不应该“标新立异”的语言文字领域里，“弄巧成拙”地、卖弄起自己的“创造力”或“创造性思维”来。搞出一个所谓的“火星文”，完全跟人类创造语言文字是为了进行社会的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简直可以称之为一种自绝于文明的“返祖现象”。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有关“UFO（飞碟）”传说中、刻有类似甲骨文字的“石盘”。难道是『外星人已经预见到人类将回到象形文字的时代』了吗？再看看当前媒体或网路上盛行的类似“范跑跑”“楼歪歪”“墙倒倒”之类的叠词习惯。拿来跟曾经不时出现在母婴对话中的“吃妈妈（喝奶）”“撒嘘嘘（尿尿）”“拉巴巴（拉屎）”“打屁屁（屁股）”等专用于婴幼儿的语言相比，绝对是如出一辙的。要是再联系“将（生姜）你军”“算（大蒜）你狠”“逗（绿豆)你玩”之类的玩世不恭、将错就错、甚至明知故犯的文字不规范行为一起来看，在表象上不客气地说，只能斥之为没有出息、活回去了。不要说什么“知识产权”了，就是倒贴白送都不要！
这更是说当代中国人没有“创造力”、缺乏“创造性思维”的真正原因。因为由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年轻人的聪明和才智，已经被他们“望子成龙（或望女成凤）”的父母亲，以及“一切向钱（或GDP）看”而急功近利的社会所误导。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始终停留在《认识论》中“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级阶段上。所以除了必然地、能够不断加工出一批批智慧和能力超强的社会人，到全世界去充当不同等级的“打工仔”或“赚钱机器”，为他人（国家或民族）作“嫁衣裳”。或替“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用文过饰非或夸夸其谈来为自己的过失辩护、掩饰外，完全起不到构建一个真正民主社会、所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导作用。等同于自废了『在全人类现有的文化中，唯一具有可以“以理服人”能力的』文化武功。在绝对值上，从文明的负面，制造出令所有“诺贝尔奖得主”都“望尘莫及、只能自愧不如”的“成就（灾难）”。
其实，这也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因为只要中国的“大众皇帝”以及他们的领袖或政府，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从文明进步的坐标理论上来看，纠正起来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只要把『包括“羞耻心”在内、被错误社会理论颠倒的价值观，再颠倒过来』就行了。所以一旦醒悟过来的中国人，一定会第一个完成“阶段性进化”，带头进入真正文明的新境界。
但是反之同理，如果在错误的方向上坚持走下去，中国人也一定会“带头”迎接末日的到来。而那时的“后生可畏”、就将演变成“后生可悲、可叹”了。因为一旦再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再想反对《新理论》的话，恐怕已经“脚、爪、蹄不分”，再想喊口号或写标语时，为了更“给力”（不好意思，临时“盗版”一次），说不定就变成『把潘一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铁蹄”』了。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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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14 14: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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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五四百年后看“后生可畏”之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