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大陆投资设厂的富士康集团，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大企业，拥有数十万员工，更以先进的制度管理理念和生产线装备，以及现代化厂区环境条件著称，而且成绩斐然，老板郭台铭更以“代客加工”的不起眼经营模式，积累了大量财富，一跃而成为台湾首富。如果不是那里最近发生、且足以震惊全社会的“十三连跳自杀事件”，也许富士康真的能成为代表西方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先进、正确”性的成功典型，成为一部可以传世的“神话”。难怪郭台铭到深圳后，在记者招待会上，在貌似谦卑的“三鞠躬”同时，却似乎理直气壮、自信满满地，邀请记者参观厂区，并请他们以后多从正面报道富士康。
笔者完全无意从道德层面来单独指责郭台铭，反而更要承认郭台铭在法理上“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郭台铭是忠实地执行和创造性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经济理论』所以在没有确认那个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的错误之前，一味把郭台铭或富士康当“替罪羊”来指责，是有失公允的，有“欺软怕硬”的嫌疑。更因为看多了“福尔摩斯”之类的侦探小说和所谓的“法制文章报道”，又亲身经历了社会正反面太多的“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现象，不由得对马克思的“怀疑一切”，产生“所见略同”的共鸣。心中不免要怀疑在承认“商场如战场”、存在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有计划的“阴谋”？（笔者郑重声明：纯属举一反三的联想式瞎猜，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提供，万一雷同，也只是巧合而已）。何况现在我们自己，也正在把西方那种社会制度和经济理论、当成一块“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臭豆腐”，正在嚷嚷着要“接轨”。所以怎么可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呢？这更是政府在处理中显得蹑手蹑脚般被动的原因，因为有点“名不正言不顺”。正所谓“擒贼先擒王”，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找到产生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来加以“根除”。否则草率处理既不能让富士康“心服口服”，更不能替郭台铭或其它更多的企业，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其实根据科学的《新理论》观点，任何一个社会在错误的社会理论（包括经济学理论）误导下。任何美好的计划或政策规划，一旦加以推行，都必然地只能取得“事与愿违”的效果或结果，没有例外，这富士康事件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事例。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奉行西方社会理论所推崇的、以“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价值观为基础的丛林法则，彻底违背了『人类社会是“靠集体分工合作为主”的社会行为，才取得不断发展、进步、成功』的客观事实。一味把“竞争”当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法宝。却完全不知道那种建立在“强狼有权力、并可以靠吃弱羊来维生”的社会理论可行性，必需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强狼和弱羊之间的数量差距，一定要保持足够大。否则结果一定是羊被吃光，狼最后也要饿死。而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当年就正是靠先进而强大的武力，在掠夺全世界其它相对弱势的国家和民族的基础上，搜刮他们的财富为自己的“启动资金”，才得以成长、进步、发展、壮大起来的。他们所提倡的所谓“竞争和优胜劣汰”，其实是一场忽悠人的大骗局和胡说八道。就像狼对小羊说『让我们来进行一次对抗赛吧。如果你打不过我，那你就要乖乖的让我吃』一样。这只要看看当年那些气壮如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今一个个被金融危机弄得焦头烂额，面对财大气粗的中国或伊核、朝核等问题，连大气都喘不出来的狼狈像就知道了。在他们脸上，除了“事与愿违”的巴掌印之外，就剩下当年曾经“趾高气扬”过的一点暮气了！
这“富士康事件”就是中国人想跟错误社会或经济学理论“接轨”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根据错误社会或经济学理论，自己以“强狼”自居，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当成“弱羊”。因为人口基数大的“中国特色”，内部就自我满足了“数量比差距足够大”的前提条件，开始不折不扣地走上马克思所形容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以极低的工资报酬和超长的工作时间，占有他们的“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完成资本积累。并靠加大基尼系数（贫富差距），迅速制造出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富豪。在“向钱看”的同时，产生的普遍心理不平衡，完全不顾传统文化早就提出过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警告。
这种源自于动物丛林法则的错误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社会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这已经或正在被中国社会发生的种种令人担忧的趋势所证明（“砍童案”和“富士康事件”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可以有把握并负责任地断言『当从上到下的所有中国人，一起“向钱看”之时，就是真正“黄祸”到来之日』（笔者多年前，就已经在拙文“另类社会学词典”中，作出这样的结论，可从博讯网的“潘一丁文集”中的同名文字中查阅）。
而且特别要强调的是，拥有13亿之多的中国人，一旦出现问题，是不能学美国人去拉全世界来“垫底”的。他们最后只能拉自己国家中的弱势“被统治集团”来“垫底”，就像现在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在中国大陆的所作所为一样。不过必须强调的是，笔者完全无意从道德层面来单独指责郭台铭，只是想通过富士康的“十三连跳自杀事件”，来证明那种经济理论的错误。更要不客气地指出，那里的数十万员工，理论上就毫无幸福可言,无论那个工厂环境条件被设计得多么先进。就像卓别林的著名电影“摩登时代”所描述的那样，本质上充其量只不过是那种所谓的“先进制度”下的大小“钱奴”、或“钱奴领班”而已。他们的“幸福指数”，绝不会比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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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5/28 17: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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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富士康现象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