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青海省玉树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由于当地民房多为土（或砖）木结构，又没有做过防震考虑，事前也没有获得预报或警告。加之正好发生在凌晨，所以在普遍的房屋倒塌中，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所幸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充分发挥了“举国体制”的优越性，及时组织了强而有力的有效救援，尽可能地将人员伤亡和损失降到最小。
在这里除了要向千余名以上的死难者表示诚挚的哀悼；向他们的家属和数以万计的受伤者表示深切慰问；以及向正在现场从事紧急救难的各行各业军民人员或志愿者（如救人殉难的香港义工黄福荣先生），在危难时刻所体现出来的真正“人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外。更想起一句经常被挂在嘴边的格言“多难兴邦”来。因为作为中国文化加工出来、聪明的中国人，也许应该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发生的历次诸如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以及这次玉树大地震的惨痛经历中，总结出一些教训来，从而认识到某种客观的必然规律，在摒弃无知狂妄的“人定胜天论”的同时，找到一点“趋吉避凶”的经验。而不至于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好了疮疤忘了痛”，一旦在“多难兴邦”的鼓励中度过了“近忧”，就把“如何科学地将坏事变好事”的“远虑”忘记掉了。直到同样的灾难又一次降临，不得不又被迫付出“不惜一切代价”的代价！
其实在《新理论》看来，中国文化早已经因为“博大精深”到了按常规记忆无法容纳的地步。所以巧妙地采用了只有现代高科技电脑才“盗版”得了的类似“压缩”方式，以朗朗上口的成语、格言或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将一些重要的知识和谋略、尽入其“只言片语”的记忆之中。需要时可以随时调将出来，加以运用，方便之极。这可能正是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相对于其他文化加工出来的人而言，总是显得比较聪明和能干的原因（比如在美国就有『钱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知识在中国人的脑袋里』的调侃、却不是没道理之说）。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由于长期以来这种文化没有能获得科学而正确的系统“解压缩”，不仅对它的“博大精深”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反而让其变得有点“莫名其妙”起来，以至于不断被读书人根据自私的天性需要，加以胡乱“解压缩”（比如对“食色性也”的解释，就是后果严重的典型），让中华民族上千年下来“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反而因此背上被西方、甚至被崇洋媚外的部分国人自己诟病的“落后文化”的黑锅。再跟西方错误社会理论“接轨”苟合的结果，使得中国人的聪明和才智更由于天性堕落的必然趋势，被从负面发挥到极致，终于导致今天社会如此之不堪，几乎到了“频临崩溃”的危险边缘（非笔者恶毒攻击，有数位领导人过去的讲话为证，笔者只不过是“炒冷饭”而已)。如果将这一切归咎于是对文化“不正确运用”的结果，是绝对不会有大偏差的。就以这句富含哲理的格言“多难兴邦”来说吧。
中国文化早就有对个人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励志之说。“多难兴邦”就是对这句格言的扩展和延伸到国家、民族的层次高度。意思就是说『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通过多次的灾难考验和磨练中成长、成熟和壮大起来，最后成为繁荣昌盛的强国』这是有道理、也有事实根据为支持的，古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就是典型。不幸的是，这样的好格言，由于没有经过科学的界定和厘清，而被滥用，最后成为以“文过饰非”来搪塞错误、推托责任的挡箭牌或借口，完全起不到正确的激励作用。
不过更为严重的是，我们没有能对“多难兴邦”中所指的“（灾）难”的涵盖、适用范围加以界定或限制，客观上给有意或无意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因为形成灾难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为天灾（包括地震和水、旱、风、虫等自然灾害以及被迫进行的国家间战争）和人祸（包括贪污腐败、渎职或方向性决策失误等造成的后果）两种。我们可以从克服天灾的过程中，学习掌握更多的自然知识和实践经验，提高应对能力，锻炼民众不怕牺牲的勇敢精神和忍受吃苦耐劳的体力，汇集实行“举国体制”所必需的民气，全面打下坚固厚实的大国基础。但是对那些所谓的“人祸”可能带来的影响。非但不要说“兴邦”无望，反而会造成“丧邦（亡党亡国）”的结果，这本来就是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深刻教训。
这才是中国文化不能给中华民族带来进步和真正富强（不是指所谓GDP的数字）的主要原因。因为几千年来，我们的民族就是在争夺解释文化的话语主导权的“翻葱油饼”式“窝里斗”中，忽左忽右而乐此不疲地玩着“零和游戏”，至今还把孔子和所谓的“国学”打扮成“金玉形象广告模特儿”，来掩饰自己社会内在的“败絮”。却从来没有人愿意真正向西方理性而严谨的科学态度学习。潜心坐下来，刨根究底地研究一下中国文化真正存在的问题，先拿来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取得令人心服口服的成果后，再到全世界去示范推广。就以地震来说吧：
地震是人类迄今为止还不能准确预测、预防的天灾，13亿人口之多的中国，也完全不具备日本、美国那样的大面积修建抗震建筑的条件和国力。只能以“碰运气”般的侥幸心理，对民众先尽量封锁相关地震的消息，以免引起社会可能不必要的不安和动乱。但是一旦真的发生，就会付出较大的社会成本和对政府不信任的代价，给敌对势力提供了散布似是而非的地震谣言的“可乘之机”，增加了政府要承受的压力。而这种恶性循环的压力本来是可以化解、消弭的。因为中国拥有让民众懂得“通情达理”的文化。在接受“四人帮”刻意隐瞒唐山大地震预警报告造成的惨重伤亡教训基础上，可以在加大地震发生和预防科普知识宣传，使更多民众有“天灾防不胜防，无法完全避免”的思想认识和心理准备的同时，增加地震多发区范围内预警报告的公开透明度。在没有确凿把握之前，把根据来源可靠（有据可查但准确度却未必可靠）的相关预报资料的全部分析结果，都直接向社会公开。让他们自己作出各种可能性的预判，以及把“要不要马上主动躲避”的决定权，都直接交到民众手中，由他们根据自己的主客观条件和对风险的自我评估，采取自己认为合适的应对措施，政府只要坚持依法行政，严厉打击那些“造谣惑众”者、维持社会秩序就行了。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发生地震，主动躲避造成的损失（误工损失或预防措施的开支等），当然由采取者自行承担，与政府无关。万一真的发生地震，那么不仅政府不用再担负“知情不报”的法律或道义压力，国家还可以因为一部分人提前躲过一劫而减少一点直接或间接的社会成本损失，绝对是利大于弊的。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可以彻底避免海内外别有用心的人或组织，利用当前地震信息资料不公开的现实，乘机通过网路到处造谣放风，根据科学上总是有“歪打正着”的可能性几率（或由于专业部门专家考虑不周延而误判），制造政府“故意瞒报”的假象，来离间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制造社会的不稳定和恐慌。以达到“唯恐中国不乱”的目的。同时也可以给一些有志从事地震预报研究的民间人士，提供一个可以“负责任”地（而不是利用股票诈骗中的所谓“庞氏原理”作投机式预报，报准了出名，报不准就不啃声）、接受实践检验的机会，也可以对专业部门起码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因为那些人的确有曾经“报准过”的记录）。这样在满足民主社会大众有“知的权利”同时，自己也要分担起一部分“决策”的责任。不仅完全符合“权责一致”的民主原则，更有利于社会主人在克服灾难的实践锻炼过程中，逐步适应和相互磨合，学会自己对责任的担当勇气，最后掌握真正“和谐兴邦”的真才实学。
这才是真正最高层次意义上的“扬长避短”。一旦中国人靠中国文化，成功解决了自己包括处理地震灾害在内的社会问题，对全人类就自然会起到“言教不如身教”的作用。到那时，非但不用再派“孔夫子”去名不正、言不顺地，背着一袋袋所谓“国学”的“陈芝麻烂谷子”，到全世界去“赔钱赚吆喝”，被迫面对“为什么自己的社会问题都解决不了”的“难以自圆其说”尴尬。反倒是全世界各种形形色色的现代“遣唐使”们，就会自动地再一次纷至沓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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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20 8: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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