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央视暗访东莞色情业的新闻曝光后，引起广东省的高度重视，集大量警力迅疾整治，拉开了又一次扫黄的序幕，有关部门为此成立了由当地主要领导人为首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更扬言要将“扫黄行动”长期坚持下去。为此，舆论普遍认为，这可能是中央为显示打击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维护社会道德风气决心的一种体现。所以理应对其动机和良苦用心予以赞赏和肯定，但是却完全不看好可能取得的效果。理由很简单：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样大规模的“扫黄打黑行动”，起码已经进行过三次了。可惜结果就像“割韭菜”--老的一茬割掉，新的一茬又长出来了。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呢？这完全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找到产生“嫖娼卖淫”这种社会现象的根源之所在，当然就不可能对症下药地、加以“根治”，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旧病复发”了。这屡禁不止甚至“越扫越黄、泛滥成（性）都”的社会现象，就是典型。
不过真正可悲的是，在堪称“上医”般的科学《新理论》看来，这根本就是一种无药可治、只能控制的“（天性）遗传基因病”。而之所以得不到有效控制、反而让病情日趋严重，完全要归咎于在西方错误社会理论误导下的社会学者或权威，非但不能认识或解释人类自己和自己社会发生的一切现象或问题，更没有从理论上发现“天性的克星--人性”。反而用“兽医”般的眼光和水平来诊断和正视自己的“天性遗传基因”，只知一味如二三流江湖郎中般，开出如止痛药、退烧针般蹩脚的“（改革）处方”，不断地重复着“把聋子治成哑巴”的过程。因为迄今为止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何为、天性？又何为人性？”。只知以“机会主义”的方式，把社会出现的正能量好事，说成是“人性”来加以吹捧、赞美；遇到出现卖淫嫖娼等负面不良现象时，又斥责为“丑陋的人性”来大加挞伐，充分暴露了“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本性。要是能让这个社会好得起来，才是咄咄怪事了（西方社会也一样）。
其实“性都”东莞的的现象，本质上就是出自于大自然生态环境中形成的自私、贪婪和性欲望等、不可能被消灭的“天性”、在作为其克星的“人性”缺位的情况下，一种必然会产生的表现。其问题的根源，就是由于古代圣贤之类的精英读书人或现代的所谓专家、学者、或权威，对真正的中国文化“狗屁不通”而“胡乱解压缩”的结果。
这绝对不是“血口喷人”式的胡说八道，而是以事实为依据的。
比如把告子的一句“食色性也”，不合逻辑地胡乱解释成『（是个猪狗甚至臭虫都有的）贪吃和好色，都是“人性”』终于给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社会，以及读过圣贤书的大小官员和各等读书人，提供了“嫖娼宿妓喝花酒”或“利用公款大吃大喝”等贪污腐败行为的“合理化”借口。而上海曾经发生的“法官门事件”以及此次的性都东莞事件（或者还有台湾的“性开放”政策），就是有集中代表性的典型；
又比如毫无科学和理性可言的“程朱理学”，居然提出了一个“存天理灭人欲”的无知口号，更被许多朝代的统治集团奉为圭臬，衍生出诸如“大公无私、奉公守法”之类、自己都做不到的愚民要求，来以售其奸，白白忽略、糟蹋了人人都具有的“人性”。反而让天性在人性缺位的条件下，自由地泛滥成灾，迎合每一个人都有的好色天性，让东莞以自己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取代了早已存在的香港和澳门色情业，必然地形成东莞这样的“性都”。可以肯定的是，就算把那个“性都”铲平、灭尽，也一定会在诸如深圳之类的周边城市或地区，重新滋生出一个（或更多）“性都”来的，正所谓“亏本的买卖没人做，杀头的生意有人做”是也。
这更是连毛泽东都办不到的事，因为他和他的大多数战友、属下，其实也有“天性好色”的一面，只是被以“无产阶级专政需要”的名义掩饰了而已。但是在所谓“改革开放、言论自由”和资讯发达的时代，要想杜绝，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听之任之。而是可以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找到一些“解决之道”来的。
首先，我们应该从理论上认识到，“好色（性欲望）”是一种永远不能、也从来没有被消灭的“天性”，理论上应该将其从不合逻辑原理的“言论自由”概念中划出，设定为属于“隐私”的范畴，从而不允许合法公开或宣传散布，将其约束、限制在一定的道德许可的尺度范围之内；
其次，根据性行为属于“天性隐私”的认知，重新制定一部“两性关系法”，在承认因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因大量外出务工人员，造成的两地分居，以及在“饱暖思淫欲”的客观条件（食物营养的提高、以及现代化高速网路，提供无远弗届的赤裸裸性行为传播引诱的结果）下，人人都有无法抑制的“天性需求”，加上鼓吹“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而必然存在“（男女）性工作者”的事实基础上，明确界定卖淫嫖娼、通奸或包二奶甚至“换妻”之类社会现象的认定原则和程序。继续延续以往“民（当事者）不告官不究”的司法政策，拒绝将两性之间的“性行为”无限拔高到道德层面的错误认识，从法治层面上，剔除两性关系中“姑息养奸”的概念。在严格、准确界定性质、从而“有法可依”的基础上，加强惩治或执行力度；
当然，两性关系问题，牵涉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和感受，有着极为不同、相互矛盾甚至对立的诉求。所以在当前的“丛林条件（没有一致公认的判断是非标准）”下，必然地存在“知易行难”的事实，不能对现政府“动辄得咎”的两难处境加以苛求。
其实其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始终没有一个科学到可以“以理服人”的社会理论系统。以至于根本不知道、从而也不可能发挥作为“天性克星”的“人性”的作用，而只能靠从动物丛林世界带过来的“以力服人”老传统，来处理自己社会产生的问题，而这次对东莞事件采取的治标行动和已经出现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象（据凤凰电视台新闻报道扫黄之后马上又出现“出租车司机拉皮条”的消息），就是证明。
所以我们应该把真正的希望，寄托在『通过科学解压缩中国文化锦囊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没有难以自圆其说的死角、可以“以理服人”、并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的社会科学理论，来取代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西方错误的社会理论，将全人类带上真正的“文明”正道』
这本来就是由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华民族力所能及的“天命”之所在，更是另辟蹊径，创造民族“复兴、崛起”机遇的唯一“切入点”，千万不要像台湾马政府，以颟顸无理的态度来拒绝笔者的善意那样，被来自外部世界或中国社会内部的形形色色干扰、乱了自己的方寸或阵脚，而“后悔莫及”。这才是中国人可以赖以“纲举目张”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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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12 16: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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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性都”东莞的表象和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