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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哲学备忘录--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补充或修正 中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使得人类社会在硬件上形成良性循环，产生了“质的飞跃”，大大提高了人的生活品质。与此同时，也为曾经同样陷入“鸟为食忙”境地的人类，提供可以“饱食终日”的条件，从而打下让一部分人能够“有所用心（进行思考）”的物质基础，除了形成一个“文艺复兴”的盛况外，还产生出不少影响世界的思想家或哲学家。 可惜的是，按照“祸福相依”、“乐极生悲”的中国哲学原理，建立在“兽文化”加工基础上的西方人，不仅受到加工文化的限制，无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反而因在相对要简单得多得多的自然科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自满起来，产生了自以为是的“种族优越论”和肤浅的“经验主义”。并拿来直接用于远较自然科学（专门认识、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中“只有共性、没有个性”的物质对象和它们之间互动的学问）不知要复杂多少倍的社会科学（认识、研究“既有共性、更有个性”的人类、和“人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的学问），企图以此来认识或解释人类自己和自己的社会、并直接违背“向上不兼容”的客观规律（只要想想电脑软件的版本兼容原则就知道了），愚蠢地嚷嚷着要“自报（畜生）家门”，以高等动物的身份，跟猴子“认祖归宗”、并强行入伙。更要直接效法动物世界的行为模式，来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从此“棋错一步满盘皆输（或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地，终于将好端端一个人类世界，折腾成今天这副惨不忍睹的模样。而作为其“始作俑者或罪魁祸首”的，就是由西方文化所加工出来的学者达尔文，在研究大自然生物表象变化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来的《生物进化论》，和所谓的“丛林法则”。甚至可以有把握地断言，今天全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一切灾难、问题和不幸，全部都可以归咎于此，无一例外。而且不仅如此，更可以根据科学的“数学归纳法”原理，对人类的未来，作出绝对悲观的判断结论。那就是『除非人类立即“悬崖勒马”，在批判、检讨和反思被我们当成圭臬，却有着一百八十度方向、原则性错误的西方社会理论基础上，彻底将其摒弃，并代之以一个真正科学、正确，可以“以理服人”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科学理论，来指导人类的社会行为和实践。否则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将就只有一个代表所有灾难和痛苦的“末日”！』而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天边正在向我们压过来的大片乌云，甚至感觉到吹过来的习习冷风，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闯祸后人遭殃”。 也许“亡羊补牢犹为未晚”。“犯了错误”的人类，现在不妨充当一回“事后诸葛亮”，用在尝试解压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新理论》，来重新梳理一下我们已经走过的路。 如果按照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说法，人类或其它动物，都是由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逐渐“进化”而来。这是头脑简单的西方人典型的逻辑思维，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以至于让不少善于思考和有成就的科学家，都说服不了自己，最后反而无奈地、把信仰和精神寄托，都转到虽无“科学根据”，却比“人是由三叶虫进化而来”的说法，似乎更可信的宗教和“万能的上帝”身上。但同时却为那里的政治家或冒险者，找到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当恶霸、土匪、强盗的理论根据或借口，以“狼”的身份自诩，到全世界去压迫和掠夺那些被他们说成是“羊”的同类。必然地会要引起智力或能力并不比他们差的、其它国家或民族的反抗，并随着通信、交通、武器等物质手段的现代化，和斗争经验的不断积累。终于形成全球化的“窝里斗（甚至自相残杀）”，拿是个畜生就会的“以力服人（弱肉强食）”，说成是“人性”，反而让只有真正的人（而不是任何其它高等动物）才能做到的“以理服人”，被认为是“怯懦无能”的表现。最后把一个理应跟“天堂”毗邻的人类社会，活生生糟蹋成了“动物世界”。这难道不正是今天人类社会普遍呈现出来的现实吗？ 其实客观地看，达尔文的进化论，起码在思路的起点方向上，是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保持一致的。也就是说，都是希望找到人类自己的出处。但是相比之下，两种文化马上就“高下立见”了。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达尔文的“进化之路”已经进入片面发展物质文明的“死胡同”--走不下去了。而真正的探索重任，理应落在中国文化的肩上。因为这种文化在“物种起源”的问题上，虽然也没有找到真正确凿的“源头”，却还没有走过弯路。我们完全可以在易经的“八卦图”和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以及“天人感应（互动）”的启示下，来演绎只属于人类自己的“进化论”，而不必非要拉着猴子或其它畜生，来给自己“垫底”或“壮胆”。 按照在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新理论》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或解释，认为『人类是地球“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中，处于天之下、地之上，独一无二的特殊生物（以“人性”为自己的逻辑特殊性特征）。生活在自己人造的“非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中，肩负着“替天行道（按大自然客观的运动规律行事）”来统治、管理地球万物（包括动植物和一切以“天性”为自己逻辑普遍性特征的生物在内）并享受其供奉，以及承担处理失误或不当（比如环境污染或恣意滥杀、毁灭物种）后果的、不可推卸的（天命）重任。』 根据科学“仿生学”的启示，我们完全可以将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放大了的“人体”，自然人的个体，就是是一个组成社会、并直接关乎其（特定民族、国家或社会）整体全面健康和智力素质的“单细胞”（也是客观存在“民主事实”的立论根据），社会人就是这种自然人“单细胞”进化的“仿生学”结果。决策的领袖就像是发号施令的脑袋，各司其职的内务部门就像是五脏六腑，感受民情、搜集民意的部门就像是五官，执行部门就像是人体的手脚。社会就在这种架构下，稳定、和谐而有序地运行。这应该是正常人体（社会）的常态。否则一定是机体的某一个部分或部门、甚至整体，因不当行为的意外创伤，或受到“天性”的有害病菌感染、生了“（社会）病”。而在治疗过程中，要是医疗措施不当或吃错了药，病情就会恶化直至丧命（管理系统崩溃），那个社会就要通过改朝换代，来形成一个有着同样遗传基因的新“人体”，延续着进化的进程。并在进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遗传基因，来适应（而不是改变）大自然的客观规律。而这种“进化”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 可以认为，这样的比喻，完全符合判断“相似”的对应原则。如果不是无知或出于个人或小集团私利的别有用心考量，理解起来是并不困难的。而且一旦如此，那么，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认识或考虑社会问题，一切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有一个值得“大众皇帝”深思的历史典故：据说古代名医扁鹊有三兄弟，个个医术高明。其中以老大为最，却默默无闻而不为人所知。而以扁鹊最次，反而名扬天下。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大哥治病的思路是“固本培元”、防患于未然。他通过教人锻炼或合理饮食，让周围的人“无病可生”，当然就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和高明的医术了；而二哥擅长于“根治”，也就是先找到发病的根源来对症下药，所以可以将病情控制在病灶初起之时，因症状较轻，很容易就治愈，所以在普通人眼里也显不出自己的“大能耐”；唯独三弟扁鹊不同，虽然医术不高、却十分胆大，敢于对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人来个“死马当活马医”。放手下重药、猛药甚至如蜈蚣、蝎子、蟾蜍或砒霜之类的剧毒之药。结果治不好者，家属早有心理准备，死了觉得是命该如此，不会去追究医生。一旦有治好的，马上传将出去而声名远扬，最后就被奉为为“起死回生”的“神医”了。 不幸的是，历史证明，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不知道重视听从扁鹊大哥的“养生之道”，一味放纵自己、恣意妄为，沉溺于酒色财气而气血两亏。难免生个小病（社会出现问题），就随便吃点止痛片、打个退烧针。到病情严重后，又找不到扁鹊二哥那样的好医师，来“对症下药”，甚至还要“讳疾忌医”。拖到快“病入膏肓”时，就只能转而寄希望于扁鹊（如毛泽东、邓小平，甚至那些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东西方所谓读书人精英、学者或权威）那样的“神医”，用毒药、狠药来救命。不过和真正的扁鹊相比起来，他们很可能只不过是一批“山寨货色”而已。所以“预后”并不乐观，往往很可能总是“凶多吉少”。所以历史也只有一个“轮廻”的宿命了。 不过根据《新理论》的判断，自作孽的人类社会，至少暂时还没有到“无药可治、只有等死”的阶段。“大众皇帝”只要重新回过头来开始接受“扁鹊他二哥”诊断后说出的逆耳“忠言”、和开出的苦口“良药”。“妙手回春”的希望还是有的。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一轮的人类社会，无论前途的结果如何？都取决于组成这个社会的全部细胞（社会人）的水平或素质，一切都是“咎由自取”。这就是经常被挂在中国人口头上的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真谛之所在！    收藏   分享   顶(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