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毛泽东在他的诗词作品名篇《沁园春 雪》中，有一段充满霸气和豪情、却不失为恰如其分的抒情文字『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惜秦皇汉武 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 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也许可以堪称“空前绝后”的最佳自我表述。
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历代杰出的伟人级领袖之一，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中不可动摇的佼佼者地位，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以至于在他去世后已经三十多年过去，他在相当一部分国人心中的形象，仍然还像万里长城一样，屹立不倒。不仅不倒，甚至反而成了某些对现实不满的人，所寄托的“希望”或“指桑骂槐”的泄愤借口。竟然完全忘记他在当年大跃进、和后来的“文革年代”，无论精神还是物质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痛苦。以及在他的“破四旧”号召下，将由传统文化形成的道德和价值观破坏殆尽后，所产生的“信仰真空”以及其它祸患无穷的“后遗症”。再加上后来为了克服他的“极左”路线产生的物极必反错误（即坚持所谓“宁吃社会主义的草，也不吃资本主义的面包”）影响，根据物理科学的“钟摆原理（或效应）”，而必然会由“极右”路线（即彻底走资本主义道路）来矫枉过正的结果。终于让中国处于现在这种“里外不是人、四面楚歌、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怎么会变成这付样子的呢？也许从毛泽东自己身上，能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那就是他的“三缺一”。
本来“三缺一”是一个麻将桌上用的术语。意指三个人凑不齐一桌必须要四个人才能玩得起来的麻将、而造成的遗憾。现在用来套用到探讨毛泽东问题的头上，也有其形容准确和生动的地方。
应该承认，毛泽东的确有三个绝对的“过人之处”，那就是『有天才般的智慧，足够丰富的历史经验知识，和无人能及的行动魄力』他就是靠这三个“过人之处”，从数亿中国人中脱颖而出。不仅在共产党内部，战胜了左、右倾路线的打压和排挤，夺得了最高领导权，将共产党训练成一支能够忠实执行自己意图的精锐子弟兵；并在和蒋介石的政权争夺中，靠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军事谋略，以及用清廉跟国民党的腐败产生的对比效应，取得民心向背的优势。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终于打败有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将其赶到台湾岛上，成立了自己领导的新中国，开创了一个本来应该很有希望的新纪元；随后更在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困难条件下，毅然决定出兵“抗美援朝”，硬是以志愿军“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精神，迫使美国坐回到谈判桌上，让它破天荒地第一次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在“三八线”上寸步未进地，签下了至今还难以启齿的“停战协定”，给美国人留下一个“打心眼里佩服”、几辈子都忘不了的教训；接下来就是通过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的内政和外交手段，让中国初步具备了名至实归的大国地位和实力。扬眉吐气地、一扫自满清以来，就在国际上遭受到的种种屈辱或不平等待遇。他的这些丰功伟绩，理应当之无愧地，受到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崇、敬佩和不断称颂！
但是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毛泽东最后，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和中国、带来真正的复兴和重新崛起，从而在整体上全面达到既富又强的效果。反而因自己的“艺高人胆大”而随心所欲地、逾越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规矩”，恣意妄为起来。终于闯下几乎可以跟他的成就“媲美”的大祸，将一付本来有可能“开胡（赢）”的麻将牌局，偏偏要去故意打乱，做无章可循的“十三不靠”。最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地，不但输掉了由自己做庄的一付好牌，反而倒赔进不少积攒下来的本钱，既伤了国家和民族的元气，还留下会不断复发的“后遗症”，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因为现在出现的种种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几乎全部都可以归咎于这些“后遗症”。其道理就像得了“后天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的艾滋病人，遇到任何一点外来的细菌或病毒感染、都会生病甚至送命一样。这只要看看今天社会的贪污腐化、黑道猖獗，吃喝嫖赌、弄虚作假、坑蒙拐骗、尔虞我诈之类“百毒俱全”的现实，就知道了。这完全是他坚持要“先破后立”地、强行“破四旧”、打倒“孔家店”后，形成“道德真空”的结果。
而毛泽东既然有如此超群的三个“过人之处”，却还是要遭遇失败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始终没有找到或掌握到一门可以靠“以理服人”的手段，来正确认识、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问题，并指导社会实践，取得预期效果的、科学的社会理论。』的、致命的“三缺一”。所以只能靠自己的天赋，加上先进文化加工后、所形成的“小聪明”（详细阐述，请查阅拙文“文化只生小聪明，科学才有大智慧”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2&treeView=1&view=2&id=91129597）在战术决策层面上（比如果断决定出兵“抗美援朝”；打赢中印边界反击战；不惜一切代价搞出两弹一星；进行八二七金门炮战；以及乒乓外交、尼克松访华等、具体问题的运作），不断取得一个一个的胜利）；却在战略层面上（比如发动反右、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关系到国家走向或民族前途的大政方针时），却屡遭败迹，让国家元气大伤，落得一个“难以为继、满盘皆输”的下场。最后更迫使他的继承人，不得不矫枉过正地改弦易辙，走上他当初最不愿意看到（而且后来事实证明，他反对得可能也有一定道理）的“西方资本主义道路”。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毛泽东的这种“三缺一”，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极大，后果也十分严重。
首先，在中国历代杰出的君王中，毛泽东是唯一接受过“五四民主启蒙”的领袖。而且可以相信，他也曾经是真心实意地想要在中国实行那个假冒伪劣的西方山寨版“民主”的，比如在开国初期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后来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时的初衷。可惜实践尝试的结果，却让他充分体验到，本来想倚重的一些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治国”的真才实学，往往正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事实（类似现在的那些只知一味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却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学者、权威）。当然令他大失所望。才不得不回到过去帝王“为民作主”的集权老路。并在上述三个“过人之处”的实力基础上得心应手，开始尝到“领袖自己说了算”的甜头，就此走上了彻底独裁之路。而他的登峰造极并导致物极必反之举，就是后来发动的、让自己的历史终结在“失败”节点上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用《新理论》的历史观来总结他的一生，就是“成也暴力（武装革命），败也暴力（武斗）”。也就是说，毛泽东由于历史的条件所限，始终没有能接触、掌握、或者自己提出过一个可以靠“以理服人”的方式，来认识、解释一切社会现象或问题，没有难以自圆其说的死角，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确而科学的社会理论。以至于让他的“过人之处”的优点和积累的巨大能量，得不到正确方向的引导而“英雄无用武之地”。反而只能在历代帝王的统治权术的缺口上“创造性”地，从负面释放出来。既以自己具备的领袖条件，满足了《新理论》关于“建构真正民主社会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中的一个关于“领袖”的要素。却又彻底违背了民众要有“绝对言论自由”来制约领袖（胡来）的另一个要素。使得他在遇到关键问题时，根本拿不出一个可以“服人”的道理来。为了让未必正确的政策“强行过关”，只好反复祭起“阶级斗争”或“无产阶级专政”等“群众斗群众”的法宝，靠“多数人暴力”来压制反对意见、解决问题了。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毛泽东当时真的掌握了《新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听得进一点反对的言论，懂得一点『先“以理服己”，再“以理服人”的道理』的话。那么不仅不会发生像大跃进之类、毫不科学的胡干、蛮干。或者就算发生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情，以他的口才、文笔和威望、能力，一定也可以让人心服口服地予以化解的。
其次，由于毛泽东始终没有能掌握可以“以理服人”而真正战无不胜的理论，却已经尝到“以力服人”的甜头，在“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的霸道氛围下，利用自己那三个无人能及的“过人之处”，将世界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上，比如以“乒乓外交”来促成中美建交，使中国顺利重回联合国，并成功化解“中苏关系恶化”对自己国家造成的威胁。但是却由于没有正确理论的“规矩”，根本不能形成理想社会之“方圆”，只能依靠个人的意志来随心所欲。终于让他以下的各级领导团队，养成了唯命是从和“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习惯。一旦他离开人世，那些失去靠山的其他接班领导人，只能在天性影响下的不知不觉中，跟由“兽文化”和丛林法则加工出来的西方社会，殊途同归、却是一里（中国对内）、一外（西方对外）地，一起走上“以力服人”的错误道路，从此彻底放弃自己的文化优势。最后更在所谓的“不（不能或不敢）争论”中，“杨短避长”地、走上对中国人而言是绝对走不通的资本主义道路。使得中国人将自己的“长处（通过先进文化加工获得的聪明才智）”，从负面发挥到极致，反而成了动辄得咎、处处被诟病的“短处”，最后像“没抓住偷牛贼，却逮着拔桩者”般，被世人当成发泄对“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后果”不满的“出气筒”或“替罪羊”，被逼着承担得不偿失的后果！那么，《新理论》替毛泽东设想的正确“出路”在哪里呢？
那就是以科学电子学中的“负反馈”原理，带领中国人走一条可以随时修正错误、避免或减少损失的真正（而不是后人所理解的那种“和稀泥”般）“中庸之道”。这更是全世界人民的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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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5 10: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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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新理论》评毛泽东的“三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