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语义网技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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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一丁 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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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贴心情 潘一丁:伟人也需要“盖棺定论”--对毛泽东诞辰的最后一次纪念

    前言:

    中华民族的伟人和杰出领袖毛泽东,以自己一生实践所取得的,虽然客观功过评价不一、但其“绝对值”肯定堪称惊天动地的业绩,已经注定要成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相比之下,那个时代同样要被一部分人说成是“伟人”的孙中山、蒋介石或者还有其他人等,则无论能力或精神境界上,跟他都有数量级的差距),并毋庸置疑地,因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优秀、先进而功能强大的文化提供的能力,将影响、甚至左右着世界的未来。所以,在全人类一致遭遇到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末日”般挑战,面临着“何去何从”的生死存亡选择的当前,有必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对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做一次客观的总结和评价,以期取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效,而不至于再“重蹈覆辙”地,让中国人又成为“总是犯第二(甚至第N)次错误的蠢人(或民族)”。这绝对不是没有根据的胡说八道,因为我们从无数网络论坛的“自由发言”中,已经感觉到这种思潮的存在和日益膨胀的趋势,有担心“历史被重演”的根据或理由。

    而笔者之所以甘冒“两面不讨好、里外不是人”的风险,从他诞辰的100周年开始,就在美国纽约华文媒体“世界日报”上发表文字,主动来趟这个“浑水”,完全是因为自己经历的丰富多彩而又特殊到不以“天命”不足以形容、真实而幸运的遭遇。比如『有“长在红旗下”的快乐记忆;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艰苦年代却没有受过苦;出身不好,属于“内控”对象。偏偏还去积极主动参与“文化大革命”、甚至当上“造反派大头目”,居然自始至终没有挨过“整”。保留下完整的人格、勇气,和敢于说“不”的精神锐角』之类,绝对有据可考的事实。以至于在已经过了“随心所欲(但不逾矩)”的年龄后,毅然决定以“现世报(答)”的方式回馈文化和社会,去做一件其他没条件的人不能做(或只能出于个人恩怨乱做),而有条件的人不愿、不敢做(或只能出于政治需要,敷衍了事地做)的事。那就是要以科学的《新理论》和《认识论》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毛泽东一生的所作所为,做出一个不带任何利益集团政治倾向,绝对没有难以自圆其说而需要回避的死角,所以经得起推敲质疑或历史检验、无需要为任何“政治”服务(所以才往往会被东西方看似对立的华文媒体、不谋而合地封杀,甚至连Google都不例外,欲盖弥彰地,要把潘一丁在海外搜索点击率最高的博讯新闻网“潘一丁文集”的链接强行去除,却不顾笔者的“抗议”坚持保留下一个内容早已经被删除殆尽而变得有名无实的“凯迪网-潘一丁文集”的链接,来骗取他们网站的点击率。印证了笔者“天下(媒体)乌鸦一般黑”的判断)的结论。并再次声明:『“文责绝对自负”的本文,将一如既往地上传到大陆强国论坛深水区、光明网,以及海外博讯新闻网和万维网天下论坛』。要像“试金石”般,留下可以立此存照的历史痕迹!  潘一丁写于2009年12月毛泽东诞辰116周年之前

    正文:

    一,毛泽东是历史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土壤上,经过几百、上千年的沉淀和积累后,才能产生得出的一个“天才领袖”,但还是人而不是神。

    其实,毛泽东青年时代走过的那条成长之路,和大多数青年读书人的道路及表现规律完全吻合,是一条从青年时代如“初生牛犊不怕虎”般,因没经验、不成熟而意气风发,继而更恣意妄为的阶段开始的(如晚清时代的“公车上书”,民国前后的“五四运动”,国民党统治后期学生发起的“反饥饿、要民主”,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和“八九民运”等,以年轻的读书人为主的事件)的传统老路。而毛类似的代表性行为,就是当年在湖南“湘江评论”上,发表跟自己后来取得政权后的统一主张,完全“南辕北辙”的、公开鼓吹“各省分裂自治”的背道而驰言论。以及他当年一味吹捧那个“激进帮”的祖师爷鲁迅为斗士、旗手;却在文革前后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毫不讳言地说,要是鲁迅现在的骨头还是这么硬的话,可能就要被关进监狱了。这里面并没有批评谴责的意思(“法不责众”嘛),只是要证明他和其他以后可能成为领袖的人一样,都要经历一个从幼稚天真到成熟的“出尔反尔”过程,没有例外。这更是《新理论》反对青年人直接从政的理由(详见潘一丁:青年人努力的方向。可上Google搜索同名文字)。

    而毛泽东和历代帝王式杰出领袖的区别之处,就在于他不是生活在封闭的宫廷之中,靠太傅(皇帝的老师)们嚼碎的“馍(特意选择、加工过的知识)”为营养,听太监或大臣们片面之词长大的寡人(皇帝自称)。而是作为普通的平民,在一个社会因统治层普遍的贪污腐败,道德和价值观体系频临崩溃的动乱时代中,创造或具备了孔子所言“礼失求诸于野”的条件。以天才般的智慧和能力,和自己从“线装书”中获得的、包括帝王统治权术和各种阴谋诡计在内的历史知识或技巧,结合社会底层广大民众的疾苦和需求,灵活而“出奇制胜”地,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创造出一套有违传统常规却“行之有效”的,独特斗争策略和方法手段的革命之“礼(理)”。付诸实践后,理所当然地获得多数民意的支持响应,取得了成功。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中,利用已经被他靠这种片面之“理”,在多数基层民众中,发挥到极致的“民气”,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历史辉煌。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一向有“为当权者讳”的糟糕传统习惯(比如现在用“黄山图片”来屏蔽不想让民众知道的真实信息),我们早应该知道毛泽东只不过是极少数天才的人中之一,但不是神,因为他身上也和普通的人一样地,留有“天性”的痕迹,更会犯连圣贤都照样会犯的错误。而像现在这样人为地要为毛泽东“讳”,把他同样可能犯的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掩盖起来,等同于想把他塑造成万能而不会犯错误的“神”,以便为另一部分人“拉大旗作虎皮”。结果习惯成自然地弄假成真,让很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不满意的问题时,就会像迷信的善男信女们要不时呼唤“观世音菩萨保佑”一样地,寄希望于他或他的化身重现,来“救苦救难”了。这难道不正是盛行于网路论坛上的一种思潮的表现吗?这种思潮不仅在本质上违背、亵渎真正的“民主原则”,更将会成为社会不和谐的乱源,让各方最后只能再次走上“以力服人”式“窝里斗”的导火索,这本来就是中国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前车之鉴。

    二,成为开国领袖的毛泽东,手中并没有掌握可以“以理服人”的真理。

    可惜的是,取得成功后的毛泽东,没有能够冷静地认真思考,从本质上总结一下自己成功的经验或教训(如延安时期的肃反和整风),而不是从表象上重复那个早已被自然科学证明没有“知识产权”的《矛盾论》或《实践论》。再结合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知识,以及丰富的实践经验,从理论上将其提高到可以“以理服人”的科学层次,从基本概念开始,形成一整套真正经得起推敲质疑或实践检验、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或理论)”。却反而和部分成功者一样,走上自以为是的“经验主义”歧路。开始形成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真正“帝王心态”。更因为自己手中并没有可以说服“认理不认人”的读书人的真理,只能以自己超乎常人的能力和魄力,一意孤行地,做出了一系列其他人不能或不敢做的“大(坏)事”。比如要以发动“反右运动”来彻底摧毁一向以为自己是“文化继承者”和“民族脊梁骨”的中国读书人的自尊心,和“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最后从消极的负面达到“惩前毖后”的效果。果然,在随后相继到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及“文化大革命”之类的“人祸”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因“前车之鉴”的教训,成了只能唯唯诺诺、逆来顺受、噤若寒蝉、自身难保的弱者,甚至成为要被他们那些少不更事、还不知师道尊严为何物的学生,任意仗势(自称为“红卫兵”的学生们,把毛泽东誉为自己必须“惟命是从”、却可以狐假虎威的“红司令”)打骂、羞辱直至残杀的“臭老九”,其师生之间负面互动的消极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以至于后来的为政者,不得不“矫枉过正”地,再次捧出一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所谓“精英”们。物极必反地、将中国置于“进退维谷、动辄得咎”的两难之中,跌跌撞撞地“摸着石头过(资本主义的)河”,跟西方一起跌入“经济危机或金融海啸”的漩涡之中,至今找不到有把握的出路。只好再次仿效毛时代限制真正言论自由的做法(甚至连原因都一样,都是因为拿不出可以“以理服人”之理)。只不过“与时俱进”地,以直接封杀网路言论或用“牛头不对马嘴”的图片内容,来取代毛时代的直接暴力。白白葬送了靠中国文化来真正理直气壮的崛起,占领社会理论的“制高点”。进而带领全人类彻底抛弃错误的西方社会理论。改弦更张、另辟蹊径,从博大精深到绰绰有余的文化锦囊中,找到人类“社会病”的真正“病根”和解决之道,从而走出气候危机、金融海啸之类“末日阴影”的机会。最后让自己陷于成为被“高等动物”迁怒、嫁祸的目标,受到它们群起而攻之的被动境地,反而乱了自己的阵脚!

    三,“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本质

    有一个讽刺“弄巧成拙”的笑话--“健忘草”,大意为:说一货郎傍晚时分来到一家乡村客店,老板娘看中他那一担齐全的货物,欲据为己有,而让老板在饭菜中加入“健忘草”。谓其食后,第二天必忘携担同行也。不料次日去收拾房间时,发现货郎人、担具失,却忘付饭钱和房钱了!

    如果说“毛泽东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不幸的是,他恰恰是继承了马克思理论中,最值得诟病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专政”理论,并且“创造性”地,打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号,实际却发展成为“鼓吹多数人暴力,挑动群众斗群众来为自己解套”的窝里斗利器,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和手段,成功地吓阻了战友或属下乃至群众中,对其问题政策产生的怀疑和不满。却忘记从伟大哲学家的思想中,汲取真正科学的精华要义。那就是思想、精神(而不是行为)或方法论上,主张“怀疑一切、造反有理”的真正“科学观”(详细阐述,请上Google搜索潘一丁:论科学)。最后让中国社会或官场的浮夸和弄虚作假、隐恶扬善之风等传统陋习,得以继续保留下来,延续至今而不衰。而根据《新理论》和科学《认识论》,可以有理有据地,认为他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本质上的错误。因为他和马克思一样,都没有从社会的表象上(或易经“太极图”中得到的启示),看到任何一个以“集体分工合作为主,共同参与自然界优胜劣汰竞争”为特征(动物世界的特征是“以个体能力为主,各自参与自然界优胜劣汰竞争”)的人类社会,会根据自私、贪婪的天性使然,和猴子般群居动物一样,有依附领袖(猴王)的客观需要。所以本质上最后只能分成相互间永远存在利益矛盾,却又相辅相成、互为自己生存条件,缺一不可的两大集团--代表少数精英利益的统治集团(如猴王),和代表多数基层民众利益的被统治集团(如猴群),两者之间在矛盾的对立中,取得自然的动态平衡(统一)的客观事实。

    而所谓的“阶级或阶级斗争”理论,乃是一个典型主观人造的“山寨版”概念。其错误和不科学之处,是因为“阶级成分”并不是打在军马般牲口身上、终身不变的烙印,而是根据一个人当时所处的时空条件,可以不断变化的位置(进入统治集团当官、或回到多数人集团中为民)。这种理论客观上产生的、类似帮派小团体内耗的恶劣后果,就是等同于强行将一部分时代中的无辜者,拉来充当根据政治需要,可以随时用来“杀鸡儆猴”的牺牲品。可惜他不仅不知道这种大自然中不可违背的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天道”,本应该通过以理服人的教育,让这两个集团都一起认识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从而扬长避短地,靠真正建立在自觉“吃小亏占大便宜”基础之上的“举国体制”,正确发挥共同的集体力量,来面对并克服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切艰难险阻。反而一厢情愿地,想借多数人的力量,去消灭或指挥由少数精英组成的统治集团。却不想一想,就算一个统治集团被推翻(如被推翻的俄国沙皇政府、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或毛所谓的党和政府内的“走资派”小集团等),把其中的那批精英(比如刘少奇等)全部送上“断头台”。但是接下来,无论按照“唯出身成分论”“唯学历资格论”或“唯年龄论”,甚至“任人唯亲论”,都一定会要根据自然界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产生出另外一批精英组成新的统治集团。而不会改变的,仍然是两个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以及因这种冲突产生的社会动乱或政权更替。

    笔者三年前,在题名为《构建真正民主社会的两要素-毛泽东诞辰113周年祭》的纪念文字中,曾经根据《新理论》以及毛泽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总结出建构一个真正民主社会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一是领袖像“人脑”对肢体般的必要独裁,二是有定义域限制的绝对“言论自由”。两者之间既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缺一不可,而且偏废不得。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对毛泽东作一个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那就是:毛泽东作为伟人级的天才领袖,曾经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出一系列的辉煌成就,理应享受实至名归的荣誉。但是他也犯下和成就对等的错误,那就是受历史时空条件的局限,他不仅没有正确引导和发挥真正言论自由的不可替代作用,反而以“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反民主愚民理论为基础,形成“一言堂”式的独裁机制,在“四人帮”之类的太监、佞臣们的簇拥包围下,事与愿违地,将自己和战友们好不容易创建起来的基业毁于一旦,迫使他的继承者不得不“物极必反”地、走上不断“矫枉过正”的循环、轮回的历史老路。

    中国有一个著名的成语式典故,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用来形容某个人物或现象的存在与否,会对社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对处在当前国际环境中的中国人,有其特殊的现实意义。

    也许我们应该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动机或出发点,的确是出于对“代表多数人利益的被统治集团”的偏爱或维护,所以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他们出于自私而产生的爱戴和怀念。但是以《新理论》从客观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思想”是有其偏颇和错误,更不能“以理服人”的。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其所产生的整体(不是具体的一时、一事)社会效果,绝对是负面的(想想大跃进和文革的后果就知道了)。并且理论上除了助长社会内部的“窝里斗”之外,就没有产生真正“和谐社会”的可能。所以不会被后来要强调和平和和谐的继承者所采纳,却可以成为“代表多数人利益的被统治集团”用来对抗或表达不满的利器、手段,给统治集团造成额外的困惑或麻烦。

    不过更应该看到的是,今天社会所鼓吹的“竞争”政策,只不过是表象上、对毛时代客观上鼓励二流子的“大锅饭”平均主义错误政策的、本能式反动。但本质上却更是一种向动物世界学习、看齐的原始动物思维体现,并没有真正进步价值观上的人类社会意义。所以可以肯定,和电脑软件版本“向上不兼容”的原理一样,以在“兽文化”加工基础上形成的西方错误社会理论,来指导由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是绝对行不通的,而且事实正在不断证明,连产生的后果(整个社会系统运行中产生的紊乱、直到崩溃)都差不多。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在一分为二的前提下,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一个客观、公正的科学结论,并划下到此为止的句号。从此站在毛泽东这样巨人的肩膀上(而不是没出息地匍匐在他的脚底下,一面卑微地唱着赞美诗。却同时在相互之间,你来我往地,借支持(或反对)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这块招牌,进行着没完没了的窝里斗),在肯定成绩、接受教训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学习毛泽东实事求是和不屈不挠的精神(而不是教条重复、仿效他的具体做法),把注意力目光,集中到中国文化的科学解压缩和版本升级之上。以中国人的能力和智慧,找出一个先能“以理服中国人自己”,最后再“以理服全世界”的社会理论,来推广到全世界。像西方以“奥林匹克游戏(运动)”来取代奴隶之间的杀戮表演一样,以突显人类思维能力的“精神战争”,来取代血腥残、酷让、恐怖的“肉体战争”。让中国人实实在在(而不是阿Q式夸夸其谈,自欺欺人)地、在世人面前真正自豪一把。这才是我们对毛泽东給中华民族留下的、包括财富或债务(因他犯的错误给民族造成的损失)在内的,全部遗产的完整接收,和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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