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中国科学巨星钱学森在北京逝世后，网络上马上掀起一片怀念、惋惜之声。在高度评价钱学森科学贡献的同时，又开始呼唤起“重视加快培养和吸引一流人才”的问题来，言外之意，就是说像钱学森这样顶级的人才，中国自己还“造”不出来，需要从国外（西方）“引进”。难道真是如此吗？绝对不是。不仅不是，而且中国还应该是各种科学门类、学科“大师”的盛产地,说得不谦虚一点，就是千里马多到了可以用来驮盐拉犁的地步。
这里面绝对没有当年希特勒式错误“种族优越论”的狂妄自大，事实上包括自己在内的笔者，从来没有强调或吹嘘过任何“中国人（或中华民族)优秀”的观点,而是基于《新理论》和科学认识论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所做出的科学逻辑推理和判断。因为优秀、先进、科学，而被公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加工“社会人”的手段，理应“生产”出相对于其它文化手段更多的顶级的产品（人才）来。否则岂不是成为浪得虚名的“山寨货色”，而让全人类真正的良知，因被忽悠而蒙羞？
事实正是如此，中国从古代开始，就在对社会发展和生活品质至关重要的领域里，作出过许多类似“四大发明”这样惠及全人类的重要贡献，并将其从和平、娱乐（而不是战争、武器）利用的方向发展到极致。而且到了近代，更以在高科技的“两弹一星”发展方面，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赶上西方，重新获得和其它大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却一再公开声明不追求霸权，不当侵略性的超级大国。证明了《新理论》对这种文化已经达到“不是不能、而是不为也”境界的结论。也就是说，由中国文化加工出来的中国人整体，只要自己认为有需要，就没有其他人认为“不可能或办不到”的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进入近代史以后的这些年来，除了出了一个真正国产的、独一无二的世界级全方位“领袖大师”毛泽东、和裴声国际的水稻大师袁隆平以外，还真找不到一个没有喝过几滴洋墨水、而堪称“大师级”的人物来（比如孙中山、蒋介石、周恩来、邓小平之类政治大师，或钱学森、华罗庚、杨振宁等国际科技界的精英、权威，甚至辜鸿铭或鲁迅和老舍、矛盾之类的文学大师，都曾有“留过学”的经历）。而且不仅一个没有，反而可以找到许多回到国内来的大师级科学家，由于政治或其它种种原因，受到压制和埋没，没有能够发挥应有作用的事例。甚至连现在被国人推崇备至，却的确存在值得诟病污点（比如为迎合政治的需要，用不科学的“科学计算”来为毛泽东所希望的“亩产十万斤粮食”之类胡说八道做背书）的钱学森本人也不例外，在文革的年代中，损失了无数对国家或他自己而言，绝对是宝贵到寸金难买的“寸光阴”。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已经愚蠢到等同于要用千里马来推磨、拉犁的地步！
毫无疑问，从对无数伟大的创造发明事例中，都可以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经验规律，那就是某种联想或“举一反三”的能力，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比如瓦特发明蒸汽机、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等，都是因为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引起的联想，在他们头脑中激发出创造性的灵感的结果。而中国文化由于语言和文字的特点，不仅本身就具备随时随地训练和培养联想能力的附加功能，而且还可以形成为这种功能提供便捷服务的、由各种内容无所不包的成语、格言之类的“数据库”。让处在这种有利条件下的中国人，真是想不聪明都难，否则中国人岂不是真的成了只会去“捧着金饭碗讨饭”的残次品般“劣等人种”了。这更是今天的中国人能够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有良好的生存适应和发展能力，甚至经常会“出人头地”地、引起当地民众的妒忌和不满的原因。因为在竞争的环境中，相比之下，当地人往往反而处于劣势，只能靠政治和权势、甚至暴力来“排华”了。
那为什么到了近代，在中国本土上，的确出不了什么“顶级大师”呢？道理也是明摆着的。就是因为中国文化虽然有加工出许多“千里马”级人才的能力，但是中国社会迄今为止，却还没有形成一个有能力协调众多千里马一起发挥才能的体制，就像没有一个足够高级的操作软件，不能来指挥控制大量高性能电脑，来联网同步运行一样。最后形成“千里马多而伯乐少”的内耗局面。结果反而因为“物以稀为贵”的自然规律，滋生出许多武大郎式的“伯乐”来，并组成垄断性质的“伯乐行业协会组织”，靠关系网，按“武大郎开店找伙计”的要求，来制定出“（矮脚）千里马标准”，并在权力的运作下，逐渐形成类似“宗教裁判所”的性质，来打击、压制他们不喜欢、不希望看到的人才，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而且一般来说，那些能够达到千里马级别的人才，往往都有自己的鲜明个性。这种个性既可能是优点也可能是缺点（比如过于主观、自信，以及“认理不认人”或“得理不饶人”等不合群的不足）。而且这种个性，除了可能因“文人相轻”而产生“相互排挤”的效应外，几乎总是因“不听话”而不讨武大郎般伯乐的喜欢。所以除非万不得已（非其不可），不然经常会被归到普通马群中，派去驮盐、拉犁，一辈子出不了头，只能设法谋求到国外发展。而他们一旦有机会来到国外，和当地人相比之下，马上就显出“鹤立鸡群”的本色，很快获得自由发挥的条件。在相对比研究人际关系的社会科学简单得多的自然科学领域里，很容易出一些成果，并因此获得更多实践成长的机会。这时那些本来就具有千里马潜质的人才，理所当然地就会在宽松自由的环境氛围条件下，扬长避短地通过自己进一步的不懈努力，逐渐成长为自己从事的领域中真正的大师了。
其实，当前中国真正的当务之急，不是“叶公好龙”般地、要马上把真正的人才（注意！绝对不是指那些拿着美国绿卡或外国护照，到中国来谋求高薪或当外国买办、而让前辈钱学森们蒙羞的“海归”）都吸引到一个有埋没人才传统的习惯势力“黑洞”中来。而是要先与时俱进地，将的确先进而博大精深，却快要被糟蹋成“陈芝麻烂谷子”的中国文化，升级为可以正确地认识或解释人类和人类社会一切相关问题的，一种真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科学理论，再以这种理论，像“超级电脑控制软件”一样地，先解决掉包括贪污腐败在内的严重社会问题，限制武大郎式伯乐的特权，创造有利于千里马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氛围条件。再人尽其才地，将各个领域里、千里马般中国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在靠这种理论处理好中国自己的问题的同时，引领全人类抛弃靠肉体战争来“以力服人”的兽性，代之以“以理服人”的精神战争，来“打出”一个本质和谐的社会。最后一起走出由丛林法则统治的“动物世界”，并完成“动物→人”的阶段性进化，踏上真正人类（绝不是高等动物）的“文明”进程。而不是在当前丛林般“动物世界”里，靠中国文化加工后获得的能力，加入到“抢吃死老鼠肉”般的竞争中，因必然的傲人“斩获（如外汇储备和GDP增加之类）”，在同类中犯了“红眼病”般的众怒，咎由自取地、受到“群起而攻之”的对待，再一次重复历史的轮回！
这绝对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或小资读书人一时冲动的矫情，而是有对实践事实的科学推理为依据的判断。因为在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学《新理论》，在出现、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人为忽视、扼杀直到阻挠、封杀的遭遇，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笔者为此曾抱着“卞和献玉”的精神，多次给包括中美两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在内的领袖以及著名的学者、社会名流写信（大多以挂号邮件形式寄出，或公开发表，有据可查），在指出这项尝试对全人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的同时，希望获得他们的精神支持，在责任自负的前提下，为笔者创造一个付诸实践、接受挑战和检验的机会。可惜结果虽然没有像卞和那样，被砍断双手双脚，却几乎全部有如“石沉大海”，一副“不支持、不反对，任凭自生自灭”、以为只有他们自己才在做“为全世界人民利益的大事服务”的架势。可惜结果总是事与愿违，今天国际形势的现实，正在向他们当初希望或对世人许诺的相反方向发展，恰恰坐实了《新理论》的判断，却至今不能被形形色色的任何一个“伯乐（行会）组织”（如社科院）或个别“伯乐"们（如相关媒体、学者和权威人士）所认可或推荐讨论，一个个都成了错误社会理论的“卫道者”或扼杀新生事物的“帮凶”。可是他们却不曾想到，这恰恰应了“祸福相依”的哲理，给《新理论》在精神从林中，提供了接受单枪匹马的严峻考验、要凭自己的实力真正崛起的机会。以至于十几年过去，它非但没有被窒息而销声匿迹，反而因顺应客观时代发展的“天时地利”规律，茁壮成长为足以令所有持错误理论者，在面对以有事实作背书或靠山的支持下，显得咄咄逼人的《新理论》的主动挑战下，一个个都捉襟见肘，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除了不断寄希望于权力的干涉（屏蔽或封杀）外，只好靠学鸵鸟来“韬光养晦”了。
已经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对于人类的未来，解压缩中国文化后形成的《新理论》必将担任的“角色”，不是开启未来的新“里程碑”，就是可以为这一轮人类作末日“盖棺”结论的“墓志铭”。
这本是只属于中国人用来从被高等动物包围的困境中“突出重围”，开创人类新纪元的“天赐良机（天命）”，就看他们到头来会不会“福至心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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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2 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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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一丁：千里马和伯乐-巨星钱学森陨落后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