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潘一丁：民主“公仆”和封建父母官的思辨 --以《新理论》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尝试（之四） 在中国的民间，一直普遍有“望子成龙”的价值观传统。说白了，就是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笼统而片面观念影响，千方百计要让自己的孩子读上书。如果到此为止，其实是一点错误都没有的。因为“知识就是力量”，而取得知识除了实践之外的另一个重要来源，就是读书。所以想做一个有真才实学力量的强者，乃是再崇高不过的抱负了。真正的问题，是出在读书的目的上。因为它并不是为了『求科学的真知、取治国的卓见、树忠孝仁爱的人品、立礼义廉耻的风气』，而只是为应付各种考试（从乡试直到殿试），最后根据“成绩优则仕”的规则，当上被认为是“人上人”的大小官员后“衣锦还乡”，让全家“鸡犬升天”，尽享人间荣华富贵。然后老子娘就可以“搭便车”，完成了“光宗耀祖”的目的。到了今天，受西方高等动物思维价值观的传染，已经功利和实用主义到，完全不用考虑自己所出的那个“小把戏（江北方言中的孩子）”将来成的是什么“才”（是流芳百世的英才钱学森、袁隆平，或毛泽东、周恩来？还是遗臭万年的窃国蟊贼陈水扁、认贼作父说自己是日本人的李登辉，以及袁世凯、汪精卫，或成克杰、郑筱萸等奸臣内鬼、卖国贼、贪官污吏）？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准备着向列祖列宗交差去了。好端端一个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顶级大“黄鼠狼”，竟然会下出了一窝不如一窝、只知道“窝里横”的小“耗子（老鼠）”！我们今天怎么会变成这副“德行”的呢？ 其实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自孔子以后，会读书而不会用的中国读书人，就在他的影响下，养成了“不求甚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习惯，遇事不先问个“为什么”，就只知道一味“照本宣科”地生搬硬套。这种陋习一直流传到『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文革时代。甚至还延续到“不争论”年代。终于导致中国人一遇到什么天灾人祸，就普遍喜欢呼爹喊娘“向后看”的恶果。这不，今天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遇到灾难（如台湾八八风灾）或不顺心（如大陆的贪腐成风）时，不思下“罪己诏”，由作为主人的“大众皇帝”作自我检讨。就马上“忆苦思甜”起来：一个要“日夜想念毛主席”，一个要“宋楚瑜再回来当行政院长”。整个一付没有出息的“昏君”相！ 这完全是因为包括孙中山和毛泽东在内的中国读书人，在天性使然的影响下，对西方和马克思“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结果。当他们开始接触到西方“民主”和“科学”之类的新概念时，没有先科学地从本质上认识这些概念，从而知道西方所谓的“民主”，其实是一个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失去过的“客观存在”。却被有雄心（或野心）的政治家或政客们，在想“改朝换代”（注：这里没有是非的价值观取向）欲望驱使下，为在封建历史中当惯奴才和小人的广大民众，设计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大众皇帝主人梦”，哄得大家为了投资实现这个“梦”，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且更为了投大众的虚荣心所好，完全仿效封建王朝官员面对皇帝时自称“奴才（仆人是也）”的习惯，将政府官员一律改称“公仆（公用奴才）”。演绎了一出出莎士比亚笔下“一仆二主”式的荒诞闹剧。如果西方人受文化加工能力所限，一时想不透这个问题的“忽悠”所在、还情有可原的话。聪明的中国人只要稍微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甚至小说中的描写），做一点心理分析或反向思维就知道了。我们难道会因为老和尚把女人说成是“老虎”，或者把龙虾说成“魔鬼”，就不想女人、不吃龙虾了吗？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由于贫富的两极分化以及社会分工的客观需要，那种曾经被说成是“阶级压迫、剥削”的雇用保姆和佣工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认为这些人“低人一等”的反人权“成见”，还是客观存在而积重难返的现实。因为从封建王朝时代开始，“奴才或仆人”地位低下的不平等观念，自上而下，早已形成为一个不争的传统习惯。官员见了皇帝要自称“奴才”，老百姓进了衙门，有理无理都要下跪，虽年逾古稀也要自称“小人”。官员或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回到家里，自己的仆人也只能以“奴才、小人”自居。总之，有一种根据职务、官位或社会地位，来决定上尊下卑的等级观念。虽然绝对有悖于西方后来才提出的、真正平等却自己也做不到的“人权”。但是客观上对社会合理分工的自动调节、平衡，也的确起到了一定“激励努力、争取上进”的正面积极作用。可惜的是，这样的传统习惯，由于没有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从理论上作出“以理服人”的科学分析和解释，从而使这一部分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受到伤害，最后索性“破罐破摔”，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起来。在自私贪婪“天性”的怂恿下，聪明地找到了“人性损失天性补”的办法，心安理得地、去做一些为社会道德不允许、甚至不齿去做的事（如小偷小摸、顺手牵羊、揩油、和男女主人偷情等，小说或社会新闻报道中多有描写的内容）。以至于上至朝廷下到民间，长期以来在这两部分人之间，始终存在一种“互不信任、相互提防”的普遍心结。特别是政府官员中的“奴仆心态”，乃是滋生贪污腐败、无能和不负责任现象的总根源。那些经过选拔出来，理论上的平均智商一定要高过普通“大众皇帝”，却被迫沦为低一个档次的“大众仆人（公仆）”的官员们，理所当然地会产生一种心理上“不平衡”，久而久之，终于参考历代王朝中“主仆关系”的经验，找到一种“主人有了面子，仆人得到里子，所以皆大欢喜”的方法，形成了今天的这种自欺欺人的社会现实，却不知道这根本就是我们上下一起都在做的愚蠢行为！ 如果把这样的灾难式结果，统统归咎于文化或落后的“封建时代”，那是典型不负责任的“嫁祸于人”和“文过饰非”。除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外，更证明当前中国的读书人，要是参加“中医资格考核”，恐怕连治社会病专科的“下医资格证”都得不到。因为他们到今天还只知道翻晒自己文化中的“陈芝麻烂谷子”，却始终都还参悟不出中国文化和中医科学哲理中的真正高明之处。还记得过去的中国社会中，要把各级地方官员称为“父母官”吗？这是一个何等的智慧而恰如其分的比喻啊！ 自开天辟地以来，造物主除了赋予地球上一切生物以自私贪婪和性欲为代表的“天性”以外，还给了才狼虎豹和猴子之类高等动物，以及我们人类一个额外的“法宝”--可以用来抗衡天性，保护、扶助幼小生命的成长而不至于过早夭折的“母性”。可惜没有出息的人类，受西方错误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影响，一方面至今还坚持自己是猴子般的高等动物。为了自圆其说，又将这赞美“母性”的花环，抢过来当成“人性”，戴到尖嘴猴腮般丑陋的高等动物头上。其中唯一的例外，就是中国文化了。 其实中国文化还在封建的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把上下各级的地方官员称之为“父母官”，更把普通老百姓称为“子民”。也就是无形中给他们互相加上一个“父母子女”般的责任联系和约束。也通过“孝道”让百姓形成服从和信任、甚至有点依赖的心理或习惯，达到“父母慈，子女孝”的效果，这样的“（国）家”或社会，当然想不和谐都不能了。 我们可以根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常情来试想一下：如果抛弃“公仆”这种虚伪到极点的称呼，把什么大小党委书记、地市县乡镇村长等官职，一律都冠以“父母官”的称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一方面要求民众像对待父母一样地尊重官员；同时要求为官者，也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对待辖下的“子民”，以“视同己出”的感情，真正负起当父母的责任。那么除非这些人真的已经到了“禽兽不如”、早该淘汰的地步，否则再包起跟自己女儿般年龄的二奶或情妇时，良心上一定会多了一分“心有窃窃”的不安，其中一部分天良尚未丧尽的，或许就会“发乎情而止乎礼”。而在收取“不义之财”或“昧心钱”时，要是想想孩子们对自己会投来什么样的怨恨、责备的目光，或者将来可能会要步自己后尘而愧对祖宗时，也许就会把手缩回去了。一旦这样的社会伦理得到提倡和发挥，再配上相应的舆论宣传和批评、监督，再结合严惩不贷的行政手段，最后形成真正的社会氛围后。中国还会出现贪腐的“公仆团伙”，或台湾马英九麾下无能的“下人政府、鞠躬团队”吗？ 也许有人会反问：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传统理念，以前没有能继续下去呢？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那个社会时代的背后，始终没有一个科学而正确到可以“以理服人”的社会理论，来支撑、维护、发扬人性。所以在天性的沙漠中，是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的。 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有了在解压缩中国文化的宽广而深厚的地基上，由“千里马”般的《新理论》建构起来的坚实平台，足以承载人类去建筑任意高度的“文明大廈”。除非这社会上所有真正非山寨的正版“（理论）伯乐”，都已死光了！ 下篇预告：克己复礼    收藏   分享   顶(0)